【财讯】“亚洲以前传下来”，给世界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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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从以前就流传下来了”，为世界创造“可持续的未来”？

梁永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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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佳

杜赞奇( prasenjitduara )的新着《世界现代危机:亚洲以前流传的可持续未来》于去年5月在商务印刷馆出版。 杜赞奇先后执行芝加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现在担任杜克大学的讲座教授。 他不仅是东亚史的名家，在史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上也有功绩。 中国网民精通“文化、权力、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探讨清末民国期间国家权力深入基层面临的“内卷化”困境。 第二部分著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用底层研究的做法解开中国民族-国家历史故事，在中国也有影响。 第三部分着作《主权和本真:“满洲国”和东亚现代性》解体了不同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代理人模式，没有前两本那么流行，但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著作。 说到三部著作有一贯的主题，数杜赞奇怀疑民族国家故事的深浅。

现在，这个“世界现代性危机”继续着这个主题，但更有时代性，视野也更广阔。 杜赞奇把世界现代危机和民族国家故事联系起来，试图找到一条路。 所谓“世界的现代性”，是指非西方世界迫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或主动追随，追求现代化的过程。 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系统全球化是其两大特征。 “世界现代性危机”是竞争性的民族——国家体系，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科学技术，过度提高国力，人与自然关系越来越紧张，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威胁整个体类的生存。 由于民族-国家的自强事业几乎没有限制，很多国家不想牺牲自己的快速发展速度来完成全人类的生存。 世界现代危机越来越严重。

如果只是呈现全球生态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这本书只是平凡的报告，杜赞奇的野心显然不止这些吧。 他想从历史和社会理论的语境中找到一条路。 因此，这本书的主体不是世界的现代性本身，而是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历史社会学。 作者的论点是“传到亚洲以前”可以启发现代世界探索“可持续的未来”，这是这本书副标题的意思。

一

现代危机找到解决办法是社会理论的课题。 比如韦伯认为，现代性是失去意义的铁笼，价值多样性、资本支配、科学层制竞争的特征，使人类整体解体。 这个解体过程的核心问题是宗教退出公共生活，定位于理性，这是古典的世俗化理论，对韦伯不可或缺。 受韦伯斯特影响的社会理论家，如傅科和布德斯，基本上一直保持着这种悲观态度，对现代性也感到绝望。 哈比马可能是个例外，他还对自己重启的启蒙计划感到不安，每隔几年就要解决宗教复兴问题。 他和其他几位现代社会思想家一起否定了韦伯斯特的世俗化预测，但很难找到现代性带来的意义碎片化的可行之路。 为了在思想和制度的重围中为现代性找到一线希望，需要卓越的智慧和学识。

书是挑战这个难题。 杜赞奇认为“在亚洲以前流传”是因为现代世界的三个显着变化与亚洲有关。 一是非西方力量的崛起，特别是中国最突出。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可能改变世界权力关系，改变世界规则。 二是可持续发展不仅发生在西方，还发生着全球危机。 例如，中国和印度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第三大碳排放国，其生产和生活习惯无法摆脱西方现代性的限制，如果只追求费用主义和快速发展，世界可持续发展危机必然会更加严重。 三是超越性和普遍性的丧失。 也就是说，来自欧美的现代性已经不能被世界所接受，其进步、迅速发展、民主主义、自由、博爱等价值受到质疑。 而且，世界各地的社会团结出现了危机，无法探究人生的意义，宗教民族的冲突仍在继续。 即使是波及世界的费用主义，也不能像宗教以前传入社会那样赋予终极意义。

形成这场危机的是现代性本身。 那两大标志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已经成为统治世界的力量:“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自身培养的条件，极大地改变了历史潮流和制度化的超越性关系”。 杜赞奇认为，近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历史观过于强调民族自身的历史，历史故事被限制在一条“隧道”，忽视了观念、制度等方面的流动和借用。 这种线性的“隧道历史”故事是确立民族——国家“本真性”、构建今天国家主权的基础。 这个主权不能挑战，但蕴藏着无节制的快速发展理念，这是加剧世界生态危机的力量。 例如，历史世界环境问题会议几乎都以民族-国家的胜利而告终。 结果，各国继续按照自己既定的逻辑，在不施加制约的情况下增强国力，加强彼此的竞争，这就是“隧道历史”故事的继续。

杜赞奇说，“隧道历史”的观念源于欧洲现代化进程中的“忏悔共同体”，体现在理性时代与民族——国家时代之间，其基础是新教各派之间的竞争，其本质是内部均匀、外部差异的共同体理念。 “忏悔共同体”主张只依靠自身以前的传承，就可以超越性，即超越此时，获得人生和社会的终极意义，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特征。 例如，许多主张复兴国学的人认为中国的问题是从外部强加的，中国的未来必须在重读儒教古典方面确立。 这条隧道史观在亚洲各国的精英叙事中很常见。 理由是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具有很强的“忏悔共同体”特征，其来源在于亚伯拉罕系宗教的排他性。 这种排他性自新教改革以来得到了高度加强，形成了“忏悔共同体”和之后的民族主义价值观。

二

与“隧道历史”故事不同，亚洲从以前开始就流传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观，即“流动历史”。 这意味着不同社会之间在观念、制度、价值等方面持续相互借用、流传、相互作用、综合，这在亚洲社会非常常见，历史上更是如此。 在某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思想、知识很快就会影响到其他地方，有意识地被借用形成新的整合，这与排他性的“忏悔共同体”正好相反。

“历史潮流”可以说是亚洲社会的常态。 比如历史上佛教、印度教、儒教传遍各地，但彼此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反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变异、综合。 例如，近代亚洲许多跨国的“救济团体”也充满了流传、借用和综合。 越南“高台教”崇拜的众神包括梵天、湿婆、佛祖、耶稣、孔子、雨果、孙中山，互相接受，各派共存的逻辑很明显。 满洲国和东南亚也有无数宗教团体，参考、融合、综合拍摄“在理教”、“道德学社”、“同善社”、“救世新教”、“华会”、“万国道德会”、“红卍字会”、“德教”等各种思潮和众神。 杜赞奇说，其实亚洲各国自古以来就流传下来，龙树菩萨就是这样的集大成者。 宋明理学也是在以三教合流为特色的印度教、佛教、儒家在东南亚多样化以前流传下来的。 甘地受到美国思想家爱默生和梭罗的影响，但后两者都受到亚洲各种古典熏陶，可以说是历史的典型例子。

亚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不仅是自己的宗教和政治从以前就流传下来的，而且是相互影响、借鉴的结果。 中国的辛亥革命，诞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激励了亚洲其他地区的民族国家独立运动。 总之，亚洲以前传来的超越性不像亚伯拉罕的宗教那样极端排他、拟人化和激烈，而是对话性的、包容的、非生命的、和平的。 遗憾的是，亚洲各地的精英，欧美的影响太大，努力模仿“忏悔共同体”建立民族国家，无视这里存在的借用和相互影响。

当今亚洲民间社会，“历史潮流”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例如在柬埔寨和泰国，儿童和僧侣将豆蔻森林神圣化，抵抗本土以前传来的国家和大企业的掠夺性砍伐。 近年来，中国道教协会致力于使道教成为“绿色宗教”，使老子成为“环境保护神”，这是应对自己以前传来的生态危机的例子。 年，仅中国就活跃在8千多个环保组织、印度和亚洲其他地方。 这样的组织更是数不胜数。 杜赞奇认为这些力量看起来很分散，但异常活跃。 他们代表着超越民族国家、超越资本全球化的新生力量。 许多运动主张来自亚洲以前传来的启发，特别是儒教、佛教、道教、印度教等非亚伯拉罕系宗教，他们的共同优势是具有温和的超越性，不排斥其他以前传来的东西。 这些思想一方面从强大的以前流传下来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又有宽容温和综合的力量，甚至不需要迅速发展宗教宽容的价值来实现事实上的宗教宽容。 它们结合现代关怀，成为新的超越力量。

杜赞奇没有乐观展望。 这些运动已经促使亚洲各国制定或制定法律，加强了应对世界生态危机的能力。 许多大规模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库的建设，因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而相继搁浅，这是良好的势头。 而且，每个国家都有可能通过加入国际条约转让主权的一部分，逐渐减缓国家的快速发展速度，缓和生态危机，重建生态平衡。 另外，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承认生态遗产，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阻止或缓和了人类活动对环境和生态的空前的破坏。 这都是苗头，但充满了希望。 这些希望与排他性的“忏悔共同体”和真性的“隧道历史”不同，是对话性的、全面的、非生命的，与亚洲以前传来的缓和型的超越性类似，有可能取代排他性共同体的“信仰”型的超越性。

三

杜赞奇想为现代性危机找到希望，但找到的是“希望”本身。 这个奇怪的答案，出乎意料地有道理。 现在，新的宗教形式与以前传入的把基督教定义为蓝本的宗教不同。 国家、非政府组织、自然、支出主义、爱、科学等有一定的超越性。 仅在中国，就存在很多与正式的“宗教”不同的非宗教、类宗教、准宗教活动。 比如占星术、谭崔、灵修、瑜伽、气功、养生等，祭祖、扫墓、拜母亲、黄帝、戏剧等没有宗教名字却有宗教果实的活动，与亚洲自己以前的传统社会非常相似。 而且，“希望”也确实对社会理论作出了整体的应对。 建立了广泛的超越性、基于时间的面向未来的超越性，而不是否定各种解结构理论。 超越性可能来自期待、合作和希望，而不是来自制度宗教、政党政治和身体技术。 确实没有根据从欧美传来的社会理论进行认真的讨论。

本书的写作过程是世界人民主义迅速政治化的过程。 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等大国，以及整个伊斯兰世界，充满了自己以前的自我救济之声。 不仅如此，有人主张自己以前的传入拯救世界，也有人主张世界正在经历本土以前的复兴、人民主义的复兴。 本土以前就流传着拯救世界，但综合世界与以前不同。 前者强调线性的“隧道化”“历史观”，后者分别重视以前传达的之间的“潮流”。 人民主义的复兴，加强了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削弱了国际协定的约束力，也大大削弱了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形成了“封闭主义”的呼声。 在这个声音中，可以说本书提出的“希望”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杜赞奇批判的《隧道历史》叙述了回潮，《流动历史》很可能日益倒退，全球合作遥遥无期，本国优先的口号席卷了世界。 世界现代性带来的可持续危机很可能正在加剧。 也许在处理世界现代危机之前，整个身体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 更何况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