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器官捐献调查：每年30万适移者仅1万多获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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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北京4月9日电(记者李亚红、顾瑞珍、廖君)今年以来，从歌手姚贝娜捐赠眼角膜到清明节四川男子脑死亡捐赠器官拯救至少7人，器官捐赠一直是热门话题。 中国器官捐赠的现状如何？ 有那些问题吗？ 本社记者赴北京、上海、鄂、赞、粤等省市调查，试图化解器官捐赠的混乱。

可以移植手术的医院里有排队等待器官的人。

器官捐赠被誉为“献出生命的礼物”。 这样“珍贵的礼物”拯救了别人的生命，成果感人的故事不少。 但是，还是有很多患者在耐心等待中去世了。 日前，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移植中心的2名患者因等不到合适的肝源而死亡。

我国是世界第二器官移植大国，但公民自愿器官捐赠率很低。 从2015年开始，我国将死囚器官全面禁用。 北京、江苏、湖北、上海等地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认为，器官来源本来就很紧张，但现在更加紧张。

禁用死刑犯器官，是法治中国应有之义。 中国器官捐赠和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表示，过去“地方司法部门和移植医院获取死囚器官”的方法尚不透明。

但是，等待器官救命的患者的痛苦、绝望又铭刻在心。 记者在北京、上海、江苏、湖北等大医院采访得知，有资格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大部分人都在排队等待器官的救命。 不幸的是，一些患者在等待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病房里还有几十名患者在等待合适的肺源。 ”。 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委员、无锡市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去年年底发布的这条微博备受瞩目。

在国内早期进行了肺移植的中日友好医院表示，“已经4年没有接受肺移植手术了，找不到捐赠者”。 中日友好医院的大外科和胸外科主任刘德若说。

作为器官移植专家，刘德若、陈静瑜等非常了解器官缺乏给患者带来的痛苦。 “由于供体少，一个受体的决策从接受肺移植开始，通常需要等待1.5年到3年，很多患者在等待中死亡。 ”。 陈静瑜说。

30万移民只移植了1万多人

我国的器官捐赠事业，除规范禁用死刑犯器官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我国每年约有150万器官衰竭患者，30万人适合器官移植方法治疗，每年有1万多人能接受器官移植救治。

对此，黄洁夫表示:“不能移植并不是因为捐赠者不足，很多患者出于经济原因放弃了手术。 另一个现实的原因是，我国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只有数百人，具备器官移植资格的医院只有169家。 ”。

但是，记者在接受医疗机构采访时发现，许多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认为，在医患矛盾突出、官办慈善机构陷入信任泥潭的今天，器官捐赠事业难以迅速发展。 受“身体发肤受之亲”这一历来的观念的影响，施主义举无法得到肯定。

江西省大余县的农民捐赠了因肾衰竭去世的3岁儿子的角膜，之后很多村民谴责说“卖掉儿子的身体卖钱”。 “免费器官捐赠、器官更换需要数十万”等认识与器官捐赠政策的不明、器官捐赠的不透明、公开有关。

中国器官捐赠和移植委员会2012年在武汉和广州进行了民意调查，表示40%以上的人不清楚是否会捐赠器官。 “他们不知道这个器官捐赠是否客观公正。”黄洁夫说，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黄洁夫表示，从中国开始自愿捐赠器官到今年1月31日，全国实现公民死后捐赠3326例，仅2014年就实现了近1700例，超过了以往历年的总和。 “标志着器官移植依赖死刑犯的状况被打破了。”

“器官捐赠率低、落后的不是以前流传的观念，而是行政管理的体制，搞好管理体制，公民的捐赠意愿就会提高。”黄洁夫说:“公开、透明、可追溯的器官分配系统很重要。”

目前，我国正在开发和启用人体器官分配和共享计算机系统，以患者病情紧急程度和供方匹配程度等国际公认的客观医学指标对患者进行排序，并运用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排除和监测人为干预。 公众的期望是确保这些措施得到落实。

如果在捐赠协议上签字，医院会不会积极救治呢？

如何认定患者死亡，是影响器官捐献的重要问题之一。 患者担心:“签署器官捐赠协定后，医院是不是就不能积极地拯救我了？”

黄洁夫说，结合中国以前传入的文化，中国器官捐献者以心脏死亡为法律依据，制定了中国器官捐献死亡评估三种标准:脑死亡。 心死； 心死了。 这个标准是神经科和重症监护医生等经过严格的训练后判定的。

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疗界专家指出，“心死”、“脑死亡”、“心脑双死”三者并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三者的界限模糊，因此容易发生法律纠纷。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普外科专家多次接受器官移植手术，他说，如果死者家属怀疑医生因切除器官而无法接受救治，医生将申辩一百句。

多器官移植专家共同制定了国家级死亡鉴定技术规范，但提出要建立严格的第三方判断机制，从制度上确定捐赠人、医务人员、捐赠人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制度设计面临的几个问题

当医生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时，他必须在第一时间通知医院指定的红十字会专职协调员。 红十字会的专业协调员负责与家属的信息表达、安慰、法律问题的解决，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的专业协调员负责与医生的信息表达，进行医疗专业的判断。

目前，全国只有547名器官捐赠协调员。 其中169人是红十字会的专职协调员，其余为中国医院协会的人体器官获得了组织联盟的专业协调员。 “与我国器官捐赠的快速发展趋势和诉求相比，这个数量远远不够。 ”。 中国人体器官捐赠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科技推广表示，在完全依赖禁用死刑犯器官、公民自愿捐赠器官的今天，这个问题更为突出。

目前，我国对捐助者身后的事情没有配套的优惠措施。 在记者的采访中，据说一个人捐赠了自己的器官，从另一个人那里救了几条命。 火葬、丧葬费等他死后的事，得不到任何安慰，让捐助者毛骨悚然。

是医疗费的问题。 2014年，中国人体器官捐赠中心解决的捐赠案例为1699个，拯救了3400多人。 “这些捐助者往往面临着大量的医疗债务，1200多人需要这方面的救助。 去年国家支付了约84万元，不够。” 高科技普及说。

对比上述问题，他表示，高新技术推广将帮助中国培训660名协调员，通过资格认证考试，并即将上岗。

黄洁夫等专家特别指出，对捐赠人背后困难的家庭给予救助，并不一定是器官的“买卖”和“交易”。 确定捐赠人家属申请救助的程序，掌握适当的救助标准，确保捐赠人和法定受益人的基本权益，同时基本不得将器官捐赠扭曲为“自愿无偿”。

一位器官捐献者的家属表示，人体器官捐献者希望对困难家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困难救助，合作为捐献者家属提供缅怀亲人的场所，设立墓地、纪念林、纪念碑或纪念网站，缅怀和纪念器官捐献者。

器官移植是治疗各类晚期器官衰竭的比较有效的手段，被誉为“医学王冠上的明珠”。 1960年，中国内地进行了首次临床肾移植。 对捐赠器官的人来说，一定是给患者献上了“生命的礼物”。

湖南岳阳一位器官捐献者的妻子说:“丈夫死于交通事故后，我选择捐赠他的肾脏等器官，拯救他人的生命，丈夫的生命也以另一种形式持续。”

“希望参加器官捐赠小组，让更多的患者受益的人增加。” 陈静瑜说。 (参与采录:仇逸、胡浩、帅才、王莹、朱旭东、杨梅菊、李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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