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企老板称每次行贿都在10万元以上：要让官员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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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实践中，重受贿轻贿赂的现象一直受到普遍关注。 受贿者受到了严惩，但行贿者被“赦免”。 贪官倒下，行贿者们转向寻找新的“围捕”目标。 迄今为止，这不利于推进反腐败事业。

实践说明，在打击犯罪行为的诸多措施中，法律是最根本的制度，最有效的措施。 抑制行贿心理，也离不开法治化的道路

如果贿赂成为默许、不受严惩的行为，社会全体成员都有可能卷入贿赂，腐败必然会蔓延到社会上，以前不需要、不可能、不应该用钱来获取的东西，渐渐可以用钱“购买”，变成了金钱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反腐败已经进入新阶段，不贪污受贿，都是新阶段反腐败工作目标问题中应有的义，是“遵守全民法律”的最终目的。

“我希望浙江商人永远不要参与贿赂。 ”

马云新当选浙商总会首任会长的这句话，瞬间传遍了互联网。

近日，马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几年我国反腐力度历史上最大，腐败对一国的伤害巨大，有受贿就有贿赂，两端必须堵塞。

作为商界领袖，马云不向浙商总会全体会员行贿的提议，以及参与行贿将被清除出会议的承诺，显然受到了十八大以来反腐态势的影响。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今年8月提出，“依法打击行贿犯罪，加大自愿行贿犯罪的侦查力度”，是年下半年职务犯罪侦查的要点之一。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检察机关严惩行贿等案件，立案侦查共有行贿犯罪3825人，同比上升11%。

“最近代理行贿案很多”北京刑律师朱永晖向记者介绍说，贿赂犯罪成为检察机关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律师们交换业务行情时的另一个“风向标”。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行贿类似硬币正反面，不打击行贿，不零容忍腐败，也不涉及反腐的长期性。 积极打击贿赂是遏制腐败蔓延的关键伎俩，切断权变来源，净化官场风气和市场环境至关重要。 ”。

多元化”的贿赂心理

年3月2日，四川省成都市某小学秦某受贿案的上诉被驳回。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二审裁定维持原判，判处受贿14万元的秦某有期徒刑5年。

就在一个月前，秦国某受贿案件中的“配角”行贿者陈驰(化名)行贿5人，金额共计31.6万元，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

陈凯自认有点倒霉。 他行贿的事实，来自于秦国那位受贿的嘴。 他的行贿对象也是多所小学的校长。 “不送礼物就不会做生意。 ”陈琦没有想到，看似正常的人情礼仪最终会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

长期和学校打交道的陈凯，虽然只有高中文化，但是很了解生意场上的道理。 行动需要“没有准备”、“知恩图报”。 陈凯利用和小学的关系网，多次跑到各小学校长办公室。 在小学以后的招标比较会上，陈凯经营的农副产品配送企业经常中标。

顺利中标后，陈凯乘机与校长们见面，送来了现金和烟酒。 检方在调查中发现，这些行贿行为多为“事后支付感谢费”，时间为春节前后、暑假，地点巧选在车、办公室、人少小区、小路等地。 这也给陈驰造了一句话:“我不是想送钱牟取非法利益，我只是在照顾自己，维持生意。”

代理贪污案的朱永晖向记者分析说，从道德评价的角度来看，贿赂可能是近年来最常见但较少受到谴责的不法行为。 贿赂以人闻名，心照不宣，遵守众所周知的“潜规则”后，社会成员有时会对腐败文化的腐蚀失去警惕，积极加入行贿者的队伍。

有“门道”的商人曾在餐桌上坦白“我是贿赂的受益者”。 其实，现在很多商人并不以行贿为耻，而是以找到“关系”、工作、赚钱为荣。 ”。 朱永晖说

马云提出“永不行贿”的倡议后，许多人因过分称赞，怀疑“不行贿”，能否搞好公司？ 周围的一些朋友做了一个小调查:“我相信马云，从没行贿过。” 悲观地“不行贿”预测会成为被大众称赞但不太令人相信的“孤独的口号”。

“现实情况是，公司在与相关部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如果不行贿，很可能会失去市场机会。 用贿赂竞争也成了这几年商业行业的常态，公司不太会洁身自好。 ”。 北京航空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表示，“僧多粥少”对可能的潜在受益者有一点“不明确”的好处。 在众多竞争对手中，经常出现通过关系走捷径、利用贿赂或“插队”的人。 为了获得政策倾斜、项目批准、资金支持、商业机会、晋升机会等，必须排在其他竞争对手前面，寻找方法，“插队”最有效的手段是行贿。

“逃跑了”的行贿者

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出事后，一位名叫丁书苗的女性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据报道，从山西农村出来的丁书苗，2006年在北京设立博宥企业时，注册资金只有3000万元，到去年9月公司资产达到45亿元。 丁书苗在法庭上承认，为了增进感情获得大项目，她向刘志军累计4900余万元，向国务院扶贫与开发领导集团办公室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主任范增玉累计4000余万元。

面对这样惊人的数字，许多人有这样的疑问。 这么大的贿赂金额值得吗？

朱永晖向记者透露，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喝酒后吐了真言。 “我寄的红包每次都在10万元以上，但收益远远超过了我投入的资本。 盯着那个可能会帮助你成功的实力者，拉近和他的感情距离，给他花钱，打动他，打动他，最后他会为你行动。 花钱铺路是我成功的秘诀”。

根据任建明长时间调查的数据，行贿者一般是投资回报的10倍。 与贿赂价格相应的巨大利益会极大地刺激和鼓励行贿者，从而冒险。 任建明认为，将贿赂视为搞活经济的“润滑剂”，维护正当权益的“必要价格”，重要原因之一是“贿赂行为不受严惩”。

在司法实践中，重受贿轻贿赂的现象一直受到普遍关注。 庄德水说，受贿者受到严惩，但行贿者被“赦免”。 贪官倒下，行贿者们转向寻找新的“围捕”目标。 迄今为止，不利于推进反腐败事业。

最高检查一直关注受贿和行贿的问题。 年，最高检多次召开会议，强调必须将贿赂犯罪侦查纳入案件要点，扭转迄今存在已久的重受贿轻贿赂局面。

据悉，2007年，全国检察机关比较了不法分子为非法牟利而行贿干部的问题，部署了打击行贿犯罪的专项行动，调查行贿犯罪的有7827人，比上年上升37.9%。 今年1月至3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调查贿赂犯罪1891人，比上年上升6.1%。

尽管如此，与受贿相比，行贿的人还是很少。 也有来自外部的看法认为贿赂价格便宜。

朱永晖告诉记者，如果行贿者是当地社会影响较大的公司的负责人，如果依法处罚，必然会影响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税收收入以及人员就业。 因此，只要这些行贿人说明情况，哪怕一点也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减轻处罚，或者适用缓刑，或者免除刑事处罚，间接助长了行贿的风气。

“处理这类问题需要从两个层面着手。 一是扭转减轻贿赂的立法局面。 另一个是执法层面。 改革机构体制，解决因体制机构创新处理难以获取证据、难以查处的问题，约束执法环节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 任建明说。

“从立法上看，此次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对行贿犯罪的财产性处罚，但从刑法整体力量来看，对行贿犯罪尚未形成较为有效的打击力度。 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冒险，行贿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竞争特征，这是我们面临的困境。 ”。 在庄德水，行贿和受贿应当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来对待，既是打击行贿者，又是打击行贿，形成围堵之势。 不要像现在这样在行贿上钻空子，让行贿者功成身退。

制定法律提高行贿价格

在反腐败问题上，如果贿赂成为默许、不受严惩的行为，社会所有成员都将被贿赂，腐败必然会蔓延到社会上，以前不需要、不可能、不应该用钱来获取的东西，渐渐可以用钱“购买”，用钱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反腐败已经进入新阶段，不贪污受贿，都是新阶段反腐败事业目标问题中应有的义，是“遵守全民法”的最终目的。

“在惩治行贿犯罪中，除立法和执法外，还有一个难点是行贿犯罪比较隐蔽，而且随着十八大以来打击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贿赂犯罪只会越来越隐蔽，更难找到证据，这里 ”任建明说:“现在回避打击的方法很多，例如不是直接带来利益，而是有可能通过第三者，但据我们了解这还是一种浅层次的隐藏手段，更深层次的手段还没有被理解。”

实践说明，在打击犯罪行为的诸多措施中，法律是最根本的制度，最有效的措施。 抑制行贿心理，也离不开法治化的道路。

依法反腐，需要更加完整和科学的法律支持。 近年来，与“预防和惩治行贿犯罪”对比，法学界人士提出了许多建议。

“相关立法可以说大大滞后于行贿犯罪的快速发展。 这将使检察机关在侦查和调查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 ”。 庄德水坦白提出。

庄德水表示，刑法中修改了对行贿者的重罚，但从整体上看，目前尚未处罚到与行贿相同的高度。 “目前，对市场行业方面的行贿犯罪，我们仍然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宽容在一定程度上。 因此，我个人觉得，目前对行贿仍未形成打击的态势，对行贿的处罚还不够严厉。”

任建明认为，根据我国法律根据贿赂数额量刑不合理，应该以贿赂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害来衡量。 他说，例如，在湖南凤凰桥坍塌事件中，无论贿赂金额多少，其行为带来的后果都是断桥人死亡，行贿人也应对此负责。

任建明还表示，执法机构应重视贿赂双方放在同一层面的线上，同时制定相关法律，使两者在量刑上统一。 也就是说，贿赂双方建议应处以同样的刑罚。

一些法学家认为，行贿者的犯罪动机往往比其他人有更强的竞争机会。 与行贿者的这种心理相比，可以考虑增设“排除刑”。 例如，完善的行贿犯罪查询系统，加深了“行贿黑名单制度”的实施，将行贿公司、个人列入诚信黑名单，公之于众，在一个公共项目中排除其参与资格。

《刑法修正案(9)》的最大亮点是提高行贿价格，但下一阶段要进一步提高行贿价格，必须加强资格处罚，如果公司家有行贿行为，就要剥夺其在市场竞争行业的资格，如果严重，就要剥夺其终身从业者的资格 这才是比较严格的限制。 如果他在工程建设行业行贿，造成了比较恶劣的影响，应该终身禁止与工程建设行业相关的一切商业活动。 ”。 庄德水建议。 (本报记者赵丽小报实习生王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