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讯】幸亏发现了良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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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地发现了良渚文化
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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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
刘刚
作为文明的古国,至少需要两个属性,一个是传世性,另一个是传世性。 这么说吧,苏美尔文明的最早熟,比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还早,但因为其失传,所以没有举出古国的名字。 知道那个的人追求考古学上的各种问题,而不是来自文明的传入。 考古学上发掘,第一次被重新发现。
所谓传世性,应该包括传说。 如果只以文献为依据,让《有册有典》的殷商代表中国登场,即使玷污了末位,其“年代资本”也不合格,最多只是和古希腊并列,很难与古埃及、巴比伦同步。 以传说为基础,孔子的所谓“祖述尧舜”这样的人不会过时吗,庄子的所谓“神农之世”这样的人,可以与之同步。 如果想坐在神农之世,也想坐在黄帝以前,实际文明的古国的基础上,我想以良渚为依据。
常见庄子的笔下有比火焰、黄色更远的真人、至人、神人、天人,庄子这么称呼他们: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骆驼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牲氏、神农氏。 他们在天地之间,活在天道里,随天运往来,位于至德之世,位于至乐之源,站在治本上。 其中有神农氏和轩辕氏,他们从火焰、黄以前就存在,火焰、黄二帝,从两氏中出来。 在这12个祖先所处的哪个时期,火焰、黄还不知道是谁的孩子,“炎黄子孙”更不能说了。 在庄子看来,不知炎黄的日子是人类的好日子,是无欲而有至乐、无为而有至德的世界。 那时,人民认识他的母亲,不认识他的父亲,站在宇宙中,与麋鹿共存,成为日出,日落,屏住呼吸,没有相害之心,天地自由,心满意足。
神农的世界,还是民“耕吃、织穿衣服”,还有“至德”的样子。 到了黄帝,就不能到德了,情况越来越糟。 首先黄帝说“蚩尤与涿鹿之野战斗,流血”,接着说“尧舜作,立群臣,以汤为主,武王杀纾,自己后来在强陵软弱,在众施暴”,庄子断言“汤武以来都是乱人之徒”。
两种太阳神
让我们在庄子里承认祖先的归宗。 他当然以天地为祖先,想回归自然。 但是,为了让他得到个人文化的认可,确认他的人文始祖,他决不承认那个火焰、黄色,自认“炎黄子孙”吧。 如果《圣经》中有“神创伊甸园”,要让庄子认识祖先,也应该有基于自我认可的“天道伊甸园”。 在“神创的伊甸园”中,人类回到了始祖的原型“亚当,夏娃”,也就是人文承认的逻辑原点。 在“天道伊甸园”中,人以自然的形式出现为“群”,不仅出现为没有“群己权界”的氏族“群”,还出现为“天上不是人”的自然“物群”。 这样的“群”出现为“十二氏”的传说,受到庄子的称赞。 但是庄子知道有河姆渡人该怎么办?
战国时代,楚有隐士鹈冠子,那是治术,如申、韩国法家之流,有《鹈冠子》一书,有《王鈇》一书。 “泰上成鸽子之路,一族万八千岁,天下兵强,世不可夺。 ”。 宋人陆佃解作:《成鸠,盖天皇的别号也》。 “天皇成鸽”一想起河姆渡人的灵性标志“双鸟朝阳”,就有“天皇成鸽”的意思。 但是,“鹈冠子”说“成鸠氏兵强”,显然和河姆渡人的和平情景不同。
那么,求下一个,下一个是良渚人。 看看良渚文化的神徽。
周膺在《东方文明的曙光——良渚遗迹和良渚文化》一书中说,良渚人的神徽由神面、人身、兽腹、鸟爪四部分组成。 其中,人身和鸟爪比较确定,到了神面,顶上的凤字弓形冠,或者说是日光带,或者说是鸟羽,合起来,像“天皇变成鸽子”一样,似乎符合“鹈鹕冠”的本意。 纹章中,人的双臂像鸟的两翼一样张开,脚弯曲着蹲在鸟爪上。 这样的形状,显然是以鸟为原型的。
我们知道良渚文化中最重要的是玉器,玉器中最重要的是玉琏和玉壁,它们是良渚人在法天象地使用的神器。 玉琮经常刻有以鸟为原型的神徽,但因为玉壁上直接刻有写实的鸟纹,所以称为鸟纹壁,说到“人是万物之灵”,“灵”的视觉形式,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标志”是鸟。
鸟是人类的领袖,当人类开始直立行走时,头上无止境的存在被称为“天”。 天上除了无法期待的日月星辰之外,还有风霜、雨雪、云雾的雷等自然景象,能与天地和人交往的动物只有鸟。 人的最初,通过对鸟的注意、与鸟的交往来识别天时、明节气、物候,得到对天的认识。
但是,人类对鸟的期待源于人类自身的需求,远远超过鸟自己能提供的东西。 那时,人类以想象力发挥注意力,以想象力扩大看到的实际情况,正是“大化之神”。 例如,因为上天对人有决策性的作用,所以有关的日-四季的变化是鸟带来的,是候鸟的先知,所以鸟应该是先知成为交通的天人。 日月星辰看起来不动又在动,就要做可以运动的说明。 天空中唯一能看到的能动物体是鸟。 因此,鸟成为天体运动的原因,在太阳神的崇拜中出现了鸟。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有句话“从日方出发,全部载于乌”。 “乌”是鸟,古代人认为日出和日落是鸟运送的。 乌是太阳鸟,有三脚乌,叫三脚乌,蹲得很好,看起来像良渚人的神徽鸟。
周膺认为,这个神徽是太阳神的象征,也是“一神教”的象征。 这么说来,“一神教”的出现提前了约两千年。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确认的宗教信仰“一神教”应该晚出来。 因为神话是泛神论的,根据神话建立的宗教,相应地是多神教,必须把众神变成一神,使之理性化。
历史上已知的第一场宗教革命出现在古埃及。 那是从多神教向一神教变革的革命,革命的发端是十八王朝的法老阿门霍特普四世,在宗教中引入了阿顿神。 与以前流传的神祇不同,阿通不是人偶,而是太阳,发出创造宇宙的光,孕育万物,人类的宇宙只有这个神,那是唯一的神,由此推翻了阿蒙神,开启了一神教的革命。 为了革命,阿门霍特普四世改名为“阿肯色”,意思是“对阿顿有益的人”。
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化大革命”。 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以前传下来的阿蒙神,还彻底推翻了以前传来的东西。 《亡灵书》的《阿顿颂诗》可以说是“万物的成长靠太阳”的原始版。 但最终,这位国王一死,革命就结束了,众神复活了,众神被扔进了冷宫。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国王死后不到一百年,一场新革命来到了,犹太先知摩西率领人民离开埃及。
真正的一神教终于诞生了。 有些人认为阿克纳顿的宗教革命是摩西创教的源泉,有些人甚至认为《阿克纳顿赞许》和《圣经诗篇》有相似之处,这么说阿克纳顿是摩西的先驱。 其实,两个人各走各的,完全不结界,失败的阿顿是自然神,成功的神是人格神,两个信仰,分开,各有道理。
阿顿之前的神是良渚人的太阳神。 但是,良渚人的一神,是没有分化的统一之神,包括自然神和人格神,以人、鸟、兽为代表的万物的灵性神性,在太阳的普通光芒下被统一,只有太阳的光芒具有这样的统一性。 但是,阿通不需要统一性,必须把众神统一为更高的神,而是代替众神作为唯一的神,用太阳光清除众神的影子。 人格神对唯一性的追求更加彻底,因为万物是创造者为神创造的。 天地不能为上帝。 那是因为创始人开的。 太阳也不是上帝。 因为即使阳光是茫洋的,也赋予了它最好的存在,唯一的真神。 人也不是神,都是关于人的神话,都是假的。
人格神的成功取决于人的理性的觉醒,当人把人的理性确立为自然立法的大致内容,将其大致用于万物的起源和宇宙形成等本体论性和终极性问题的思考时,人格神不是由此诞生的吗? 然后出生了! 如果说自然哲学本源论的水和火的诸要素还是自然神性向理性延伸,那么当思辨性概念思维的形而上学出现时,什么样的自然神性要素的界限完全暴露了,就跟不上理性的迅速发展了。
苏格拉底使用辩证法不仅撕裂了自然哲学的限制,而且在道德理性的观点上指出了以神话为原型的众神的丑陋,在思想的观点上(请记住不是宗教的观点),他唯一的真神---符合人类道德理性的真理之神暂时
良渚人的太阳神没有走上这条分化之路。 即使后来殷人有以祖先为源头迅速发展人格神的神观念,那也不是排除其他神祇,而是试图统一神祇(真的不追求唯一,追求统一)。 随着理性的觉醒,周人取代了以必然天命人格化的神,春秋诸子在天道上扩展了天命,但无论理性如何进展,中国人的观念中都保存着其“万物的成长依赖太阳”的神性思维原型,脑子里总是“东方红,太阳”
失踪的王朝
那么,“红色太阳是怎么升起的”? 真的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眼睛不能停留在20世纪。 跨越500年前的良渚文化,去看太阳神的神章。 根柢在那里。 你看不见,在太阳神的共同体中,人格神已经占据了中心位置。 要做上帝,就不能走“从上帝到玉皇大帝”的老路。 因为中国特色的“神”用现代中文被基督教夺走了。 “玉皇大帝”比年画门神的形象无处不在,上帝没有神的身影,比借太阳之光更好。
上帝的原始形象和原始力量,是来自太阳的光芒,不管你是鸟还是兽,把狗头挂在羊头上把猪头挂在上面,总之,我们现在把被称为图腾的东西都放在太阳里,由人格神指挥,然后,
中国以前传来的政治文化的中心是从这里转化而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原型”吗? 如果以良渚文化为起点,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资历和资格足够吗? 那是当然的
但是,良渚文化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呢? 周膺说“玉礼巫政之国”。 也就是说,良渚人早就在他们的“心灵宝玉”玉作中确立了孔子所说的“立于礼”的礼制,在礼制下,形成了礼治社会。 而且,掌握礼治的人是魔女,魔女拿着玉器实施礼治就是“巫政”。
周膺没有这么说,但他的说法确实包含了这些意思,所以对此我想作一个新的解释。 例如,关于东西方新石器时代石头的文化遗产,西方有大理石文化,在东方,第一在中国,应该有玉文化。 希腊人用大理石雕像开辟城邦时,三代中国人用玉器建立了自己的礼制文明。 一颗“广阔”的石头表现出神性的要求,一颗以“精细”的石头为等级追求。 这两种文明的格式在现代文明体系中转化,一种转化为非信仰的艺术品,一种转化为非政治的工艺品。 据说有玉器时代,但这种说法没有普遍性。 因为整个欧亚大陆也在中国有玉文化。
说到玉,有比良渚文化更早的东西。 在中国北方的红山文化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8000年前的玉,说到玉文化,不是良渚人。 青铜时代到来之前,玉器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反映。 我们知道玉是石头硬汉,是石头美人。 治疗玉的能力不仅反映了以石器制作技术为指标的生产力水平,还反映了以石制武器为中心的战斗力状况,以玉礼等级形式反映了一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制度化程度。 在《鹈冠子》中,其“成鸠氏之国”可能是属于良渚文化神章之鸟的部分。 其中“王鈇”第九名,“成鸠”握着“王鈇”——王权的斧子。 这个标志在时间和空之间,对应的是良渚文化,时间是新石器时代末期,空之间在中国的东南角。 当然,这是大致的东西,可以说是大致的“成为鸠氏的国家”或者良渚文化之一。 不仅时空的框架大致合适,而且文化标志有点一致。 良渚文化反山墓地12号大墓主人左手边的世界无双的玉钹,不是“鹈鹕”中所说的“王鈇”吗? “玉礼巫政之国”从政权的属性来说,良渚文化的国家形态是什么样的? 如何从古代文化迅速发展古国,从古国走向方国呢? 而且,它真的能从一角的国家显示出后来形成的中原王国的边缘,迅速发展以王土、王城、王制为框架的王国雏形吗? 另外,一代王朝的失踪者,古籍灼热的夏王朝,至今没有相应的证据,历史在哪里翻眼?
其实,证物早就在那里了,关键是历史观出了问题,用家天下的王朝史观来看待史前国家及其政治文化,古国林立,看到方国林立的世界,成为一朝一代的统一国家,本来夏天、商、星期三国就三个而且迅速 赋予“三代治”的权力正当性之源,原来是周人为了经营家天下而创造的文化,以本朝家天下为原型重建夏商世界,商已经被周人这么说。 幸运的是,商拿着青铜器和甲骨文作证,还没有失去历史身份。 夏天呢? 虽说是“禹铸九鼎”,但至今连其中一个都没见到。 虽说是“大禹治水”,但滔滔不绝的水有夏天的痕迹吗? 面对考古学上发掘的龙山文化和早期的良渚文化,缺乏周人的说法,谁能承认夏天?
周人在天下观上确立了“三代治”一词,“周礼”这一文明格式规范了中国史前文化。 之后,虽然周衰,但在孔子的《我从周起》中,以《有册有典》为依据,从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制作“史官文化”以前就流传下来了,以理性的“政治正确”的“史官文化”,其灵光闪耀的“山海经”世界。
夏天来自那个世界的潮流。 其趋势明确的情况表明了从古国到方国、从方国到王国的多样性交错的结构、交错中形成的一体化之路,不能用“祖述尧舜”一词概括。 尧,舜在其中,但不是一切,而是一个。 看孔子的山海,拿尧舜的葫芦,用文武承受,在价值取向上不是历史,在经学的角度上不是历史学的观点。 这是孔子的个体,无可厚非,但后世的人,都谴责其非。 那是不对的。 孔子“不谈怪力乱神”的决断提高了理智,但在历史上的世界里找不到北。
这么说吧,离开《山海经》的世界,夏天的来历不明,但《史记夏本纪》的夏天是用史官文化按照王朝的标准制作的,不符合史史文化的实际。 事实上,夏非代王朝没有形成家的天下。 那是世界,是从古国向方国向王国发展的世界,是古国和方国共存,与王国混搭的世界。 那个世界似乎不是后世所谓的“统一江山”。 那时,甚至没有出现“普天之下,难道是王土”的观念。
按照王朝史观的标准,迄今为止只有一件事能说明夏朝存在的证物,但其说明还是间接的。 那是宋代宣和年临淄出土的春秋时代青铜器集团,名为“叔夷表”,表上有碑文,追求叔夷祖业,讲述其祖曾佐成汤,征伐夏朝,占领禹都,与西周以来文献中的“革命”说法一致,有人认为这是夏天的物证和
关于夏天的来龙去脉,我们是这样看的。 其一,看其来路,它从《山海经》的世界里出来,离开《山海经》,不能说夏天。 其二,为了看到其目的地,向着王朝的目标走去,向着世代王朝走去,但留下了《山海经》的世界尾巴,在神话和历史的交错中转化。 幸运的是,考古学发现了良渚文化。
(作者的近着《回到古典世界——从希腊到中国》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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