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讯】一张“四大寇”老照片，无意中叩响了历史想象的扳机

本篇文章4905字，读完约12分钟

“四大寇”的老照片，无意中敲击了历史想象中的导火索

曾园县

孙中山年轻时和朋友拍摄的“四大寇”的照片因历史偶然而得以保存。 幸存下来的这张照片被印刷了很多次，经历了生命之路很多，被篡改和误解的奇怪命运，原本偶然的意义被无限夸张，被后世的作者用作历史想象的引擎，通过看画，产生了历史上不存在的场面和热情。

这一切误解都源于国民党政府对革命历史研究的恣意性。 历史学家高华发现，孙中山先生去世不久，国民党方面就开始以戴季陶为代表，选择性地利用孙中山的思想资源，构建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孙中山思想解释体系。 这种解释是“粗糙、教义、僵硬”。 在台湾败北后，蒋介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亲自参选，继续解释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化。 至此，台湾学者对孙中山的研究充满禁忌，只能赞美，不能批评。 有点粗心，会弯腰。 2004年，高华去台湾参加孙中山的思想学术研讨会，参加的是鬓发斑白的中老年人，发现青年学者很少，证明孙中山研究在台湾已经不足，高华说:“这是多年来孙中山研究的教条化，”

李敖的角度先行，写观点偏颇的《孙中山研究》，因收集被压抑、屏蔽的历史细节而受到称赞。 但是，这本书传达的吊诡效果，从另一方面丰富了孙中山的形象，促进了重新理解孙中山的模式的诞生。

“四大寇”之一，尢列(从主人的大体来看，“尤”、“尤”未统一)曾孙媳曾家丽于2009年在香港大学提交了论文“尢列和辛亥革命”，前几天下载后读完，有很深的感觉的只有11

正如高华先生所说，海峡两岸的孙中山研究是统一的。 而且，澳大利亚学者黄宇和、美国学者史扶邻( haroldzvi-schifferin )在他们的国际级专业书籍中提高孙中山研究的水平，大大有助于我们理解“四大寇”的真实面目。 在国内，《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日本外交部资料》等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出版后，将这段历史脱敏化，使孙中山的革命家身份和个性更真实。

被修改的“关医生”

据《寰列和辛亥革命》记载:

1888年10月10日，尢列到达港口，告知3名亲友清政府有晋升广东地图局的可能性，届时将被调任越南中法边界委员。 协商后，尢列决定放弃个人升官，以反清为己任，提出共同宣誓，表明决心……再去雅丽氏医院三楼拍照留念。 时尢列最年长23岁，孙中山21岁，杨鹤龄20岁，陈少白19岁。

关于拍照，当天下午4人应该赶到西医书院，遇到了关景良(心杨) ( 1869-1945 )，作为革命的支持者，找屏风在医院3楼的外廊拍摄。 幸好关景良这天在场，日后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和地点留下了重要的说明。 他在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发送朋友陈峰的照片时，明确地写道“时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拍于香港雅丽氏医院的双十节日”。 1936年，尢列也向孙科( 1891-1973 )《哲先生生存观念》发送了这张照片，“清光绪十四年戊子九月六日，距今四十八年前的1888年10月10日，与革命协商党事业在香港雅丽氏医院拍摄，民国二十四五年九月二十日举行了杂志。

尢列的文件后来被随便删除，照片中的5人有时被改写成4人(原因可能极其简单。 只是，发行者觉得“四大寇”的照片中有5人“不妥”。 这是因为被涂了)。

根据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余齐昭的研究，推迟到1935年2月，特别是71岁生日，在香港油麻地吴淞街的大酒楼举行的祝寿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这张照片(也就是“四大寇”照片)距今48年前，光绪14年9月6日，

简顺文《国民革命文献丛录》一文中写道:“这位照片关医生只能得到一张，还记录着拍照时的年月日，在珍藏的行李箱里，几十年之差被遗忘了。 在几年前发现之前，最好把几张照片翻过来作为礼物。 当时还活着，适合南京之行，一张也赠。 这本革命史料最有价值，《四大寇》的照片很快就公开了。 ”。

这篇文章传达了重要的史实。 也就是说，这张照片正是“四大寇”以外的关医留下的，尟列带到南京的也因此“翻了影”。 珍惜照片的人反而被改变，是不尊重历史的草率行为。 因此，馀齐昭说:“对历史照片，擅自增加、删除人物、偷梁柱的方法是极其不严肃的错误行为，必须杜绝。”

但是，《寰列和辛亥革命》描写这一历史的文案很慷慨，场面在历史上如画，但有点生动。 尢列负责《宣誓者(各人姓名)等的精诚宣誓，驱除天地容鉴，实行大同，四人一心，复兴，不变，寻求成功。 这个誓言。 戊子年九月六日’。 陈少白用黄纸写书后，一齐穿着中国式礼服，登上杨耀记天台，点燃点蜡烛向天发誓后焚烧誓言。 ”。 不仅如此，这时出现了旁观者，更巧妙地记录了活着的对话，语气就像tvb电视剧一样。

杨鹤龄哥哥……不由得带着讽刺说。

“鹤龄！ 你们“四大寇”在搞“鬼”吗？ 总是躲在这个阁仔里，说要彻底翻过来，问你们几条小路有什么力量！ 万一被满清政府知道了，你们就冒着生命危险！ 真的很少不擅长呢！ ”从那以后，杨耀记的上下等称孙、尟、杨、陈为“四大寇”。

也许是因为《四大寇》的照片证明了孙中山的青少年形象被铸造成了僵硬、粗糙、不真实的过激形象，并想象到了。 另外，除了望图生义之外，还有人望文生义。 很多人认为“四大寇”的称呼决定了孙中山革命的急进性，其实“四大寇”可能是指《水浒传》中提到的宋皇帝心中的大灾难。 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吧。 在这个称号中，要点是“四”，“大”不正确，“寇”的意思也没有后世想象的那么大。 根据史料，孙中山的阅读书籍有《水浒传》，孙中山也喜欢用这样的小说和普通人的信息来表现。 比如，当得知年轻人喜欢《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时，他说自己是这个时代的刘备，走符合历史规律的正道，取得胜利。 他这种宣传方式，经常被事实说明有效果。

拆除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及其时期的孙中山认为他当时学习医学的决策不知道如何使自己的职业与新政治相协调，孙中山在香港雅丽氏医院的附属医学学校学习后，他开始和几个朋友谈论革命，“四大寇 这是孙中山自己说的，“这也是预示革命言论的时代”。

金冲和赞成美国学者史扶邻的意见。 此时，“孙中山先生在密室中过分强调反对清王朝的过激感情，造就了大部分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和现代医学的潜在先驱，孙中山先生具备的条件是向越来越多的支持清王朝的改良主义者求助，向越来越多的三合会

“性不羁，喜剧”富豪

杨鹤龄

《寰列和辛亥革命》是论文，其中文案风格类似于家谱，光大门楠是第一重要的意义。 例如，“根据家族口述的历史，尟列嗣子尟永昌( 1886-1948 )说尟列南洋的足迹最远到达中印边境不丹，几乎是作为驴马留下的”。 可能是真的，但可能性不大。

“民国成立历四分一世纪，两广还没有回到中央，他痛感国家不统一，离开江湖，给各方打电话呼吁和平，主张统一的侮辱。 经过各方努力，广东军阀陈济棠终于下野，广西白崇禧( 1893-1966 )、李宗仁( 1891-1969 )尊重尟列的意见，回到中央，全国终于宣告统一。 ”。 这意味着公鸡报晓(我们真的假设有这些通电)和旭日东升建立了因果关系。

李敖反对国民党，他在《李敖书简集》中将尟列视为同党，这一部分值得观察。

……我们所做的努力，都只是历史的记录。 我们在历史记录之外，做着植根于人心的长期事业，这项事业在国民党的一切垄断下，效果极其不明显，但比起做不好，还是应该做的。 孙中山的老朋友“四大寇”之一的尢列，在国民党革命“成功”后，早就出局了，他1936年才死，活了七十二岁。 他死前穷得只能自己抄袭出版他的“反革命”思想，他还是说(不管有没有效果，还是应该说)。

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尢列可能没有子孙说的那么开朗顺利。

冯自由在《革命轶事》一书中说，孙、陈、尤、杨四人每天都以杨耀记造反满满，兴高采烈，时人咸以四大寇称。

黄宇和在《三十岁之前的孙中山》中警戒说:“为什么杨鹤龄出生了富裕的家庭，‘造反很多’？” 第一个理由不是因为他像孙中山那样，对满清政权有切肤之痛，也不是因为像孙中山那样，对很多被压迫的人民有深深的同情，只是因为他“性不羁，爱开玩笑”。 黄宇和援引翠亨村的人回忆说:“关于杨鹤龄的一生，第一粗口，接待客人极端无礼，接待客人不穿脸衣，坐在家里，第二骂‘丢了那个母亲’，让人害怕。”

所以，真正采取行动推翻满清—1895年广州起义时，杨鹤龄拒绝参加。 《革命轶事》把当时的情景描述为“独鹤龄蜷伏澳门，毫无表现”。

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对杨鹤龄等“四大寇”的礼遇有好处，但只有杨鹤龄要求的是实际的官职，他的说法是“从我开始，效果为什么没有我？ ”。 他可能认为自己参加的“谋”很有用，其实真正的革命，不知道计划变了几千次，和第一个年轻人的“随纵横”差不了几千公里。 孙中山回信说:“真革命党，志在国，要鄙视升职发财。” 他知道他能发财，属于假革命党，这为什么不奇怪？ 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对长才无用。 ”。

孙中山回信后，觉得心中不忍，所以1921年5月5日聘请杨鹤龄、尟列和陈少白担任总统府顾问，在总统府旁边的越秀山南麓修理“文澜阁”让他们居住。 这纯粹是为了叙旧，杨鹤龄炫耀的孙中山不是经常有很难的问题。 孙中山经过多次革命考验，多次失败，多次胜利，但搭载枪的船却漂浮在海上。 最后不是暂时回日本，而是无法靠岸……以前引以为豪的杨鹤龄，还停留在20多年前不现实的高度讨论上。 不久，孙中山出征，顾问杨鹤龄再次逃到澳门。 两年后，杨鹤龄又来就业，孙中山把他留在澳门，担任无经费的港澳间谍调查员。

由此可见，离革命最远的是浪漫和想象力。 从大量写《四大寇》谈论革命到实施革命，最后保持终身友谊的想象著作完全抹杀了孙中山革命的困难和与革命同志交往的困难、琐碎和烦恼。

尴尬的“十月围城”

在《四大寇》中，陈少白一直跟着孙中山从事革命，在他的《兴中会革命别录》中写道:“其实纵渡四大寇，并不是从事真正的革命。 还有乙未成年广州之战，杨和尤扬。 ”。 杨鹤龄不仅没有参加起义，富家子尢列也没有参加。

那么，“四大寇”的名称是谁叫的呢？ 陈少白不想夸大历史，所以直截了当地写，只是店里的店员这么叫，他们说只有四个人承认了。

1895年，孙中山和陈少白等人在广州企图起义，不敢参加。 但是，关于孙中山在广州设立农学会感兴趣去了广州，陈少白想起尟列，这时说:“呼吁创办织布，每次进出都要扛肩舆，加长假厨角色，之后生日很多。 乙未事败，始知可危，亦出亡”。

之后，陈少白说:“尤性本懒惰，爱好很多，每次医生进去，都进西餐厅咀嚼，住在西馆，感到无比的快乐。 然后资金见底，就在其余买一些阿芙蓉，买一些面包，带回去，用穷夜力尽阿芙蓉，觉得饿，为了充饥嚼面包。 然后两者都要抱着硬床，天不到，马上就有就诊者，必须开始起床。 所得医疗金，用途仍如上。 ”。 阿芙蓉是鸦片。

冯自由《革命逸事》说:“辛丑后特别是南洋，最初诞生于新加坡牛车水单边街悬壶……尤志在运动工业界，在烟馆赌徒中推进革命加满油，之后也染上了阿芙蓉癖，长期以来，如果有收入，诺尔是阿 (鸦片被称为黑米)。

1913年，陈少白说:“从二次革命开始，特别是去上海，威胁说可以解散革命党。 袁世凯信之，罗致北京，反弹数千金为张，势头显著。 后来知道那个假的，也去讽刺。 从此不敢见孙先生。 ”。

冯自由的回忆与此相似，差别很小。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经常提到“四大寇”事件，仅占一小部分，但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僵化无视历史，逃避真相，一味美化“四大寇”的形象。 伟人什么都要伟大。 这个构想支配孙中山的历史创作后，对于一切受不了、尴尬、琐碎无聊的事件，回避或伪装，使革命故事充满惊险的桥段和温暖动人的对话，表面上希望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但结果一定是事与愿违 很简单，过度的粉饰是因为不可靠故事。

“十月围城”是个可耻的例子。 故事确实很棒，但历史学家张鸣说，历史上的清廷比较弱势，是个胆小的政府，没有系统地组织过孙中山的暗杀活动，在香港这个英国人管辖的土地上，不能杀死孙中山的一些街道 相反，革命党经常暗杀清政府官员。 这样的电影不管多好，发挥的教育作用其实是有限的，有时也有反作用。 历史的研究，应该从真相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