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讯】周有光：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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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年1月14日，著名语言学家、被称为“中文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 周有光出生于1906年，青年时代主修经济，50岁时参与了设计中文拼音方案。 他在语言复制学理论方面造诣很深，为中国实施国家语言计划，宣传普通话和语言复制的规范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这样的成果在周有光看来“不值得说话”。 事实上，语言复制工作只是他对社会贡献的一部分。 老周晚年也经常思考，抱着教育问题，在这个行业也有很多建议，其中很多观点至今读也聋了。 本文提出了周先生对中国教育问题的采访，刊登在《读书》杂志年第十期，经作者授权录用，略加删改。

马国川/文中国教育尚未走上新路

马国川: 1923年进入圣约翰大学。 《百岁口述史》说，他在圣约翰大学接受了博雅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 对不起，什么是博雅教育？ 这样的教育思想对学生的学业和人格有什么影响？ 在圣约翰大学，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周有光:博雅教育是英语liberal education的中文翻译，这个翻译很好，提高了意境。 也有翻译成“通识教育”的人，虽然不如前者“雅”，但我觉得可能更接近原意。

什么是通识教育在我看来它包括两个副本。 第一个副本是培养基础知识。 近代以来的自古以来，就以国家(文)、英(语)、算(术)为基础知识。 要好好培养基础，首先要在中学阶段工作。 因为这所中学是最重要的。 基础培养不好的话，今后的教育就很困难。 现在很多大学生忙得要死，为什么呢？ 他们必须进大学背英语单词。 但是，我们那时在中学时代英语使用得很好，中学毕业后就能在abe(adult basic education，成人基础教育)水平上说话了。 到了大学，学生可以使用基础知识获得更高水平的纯粹知识。 因为基础知识，特别是语言知识，不是纯粹的知识，而是工具知识。 是获得知识的知识，是工具。 即使懂几种语言也不能增加知识。 还是没有知识。 知识教育的第二个副本是学习逻辑思维和培养独立的思考能力。 这非常重要。 那时圣约翰大学有一本给来访者参考的小册子，说本校的宗旨是“培养良好的道德”。 现在有人说“培养高尚的人格”，“高尚的人格”的说法太高了吧。

在我们的时代，大学毕业生都不是专家，只是受过一点基本训练的普通人，专家必须大学毕业后才能培养。 解放后，完全不同了。 因为中国正在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 苏联，大学毕业是专家。

我在圣约翰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我认为最大的收获是学习如何自学。 学问要自己学，老师只不过给学生指路。

马国川: 50岁时，你离开银行界和经济学界，转入中国文案改革委员会，从事语言文案工作，成为语言学家，同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 这从今天来看，简直不可思议。 你成功的奥秘是什么？ 多亏了博雅教育吗

周有光:我的成就很小，不值得说话。

通识教育对我的利益，学校选的课比较广，而且学习怎么自习，有这两点换行不太难。 我在大学学习的时候，主修经济学，语言复印很有趣。 受通识教育的好处，由于知识基础广泛，换行不会产生大的困难。

大学一出来，就是专家，这个方法可能有点好处，但对文化的迅速发展不好。

马国川:作为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对学生的教育有意识形态的颜色吗？ 解放前，全国有多个教会大学，你如何评价教会大学对中国教育的作用？

周有光:这个问题很重要。 意识形态这个名词，以前我们不知道，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倒向苏联方面才知道什么是“意识形态”。 我大学毕业了，不擅长被称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完全没有这个说法。 我来自苏联。

关于教会学校的作用，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教会学校确实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一方面进行文化侵略，另一方面传递新时代的新文化。 帝国主义有两个方面，教会学校当然也有两个方面。 帝国主义是侵略性的，建立了多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然后，稍晚的国家和地区从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逐渐转变为资本主义。 中国的历史不是这个历史序列的例外，我们一样，印度也是。 世界上很多地方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受到侵略，得到了文化的迅速发展，社会的迅速发展，今天也在迅速发展。

教会学校也有精华，不仅仅是糟粕。 我们摆脱殖民统治后，必须考虑“放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马国川:解放后，我在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教经济学，目睹并经历了新中国进行的“本科调整”。 当时为什么要进行“本科调整”？ 现在对当时的这个方法有很多批评，你对这次的“教育革命”有什么评价？ 对中国教育有什么影响？

周有光:新中国成立后，完全打破了原来的教育制度，把所有学校拆成零部件，按照苏联的教育模式重新组装，专业越来越细了。 可以说彻底放弃了通识教育这条路。 以苏联专业分工的做法，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专家。 新中国成立后要求“速成教育”，大学本来是4、5年，后来改为3年，即使改为2年，也是速成的思想。 那时人也问我，速成好吗？ 我说了需要速成的人，但大家都不能“速成”啊。

这是短视的政策，苏联解体后看得更清楚。 我知道现在这个政策缺点很大，妨碍了社会的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们进行了大规模重组，如清华大学有文科。 其实解放前清华大学在文科很有名，不是理科。 但是，解放后清华大学成为“理工科大学”，必须拆除文科分给其他大学，30多年后重建。 很多大学都经过这样的“辛苦”啊。

到今天为止，中国教育还没有被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学习，还很差。 中国的教育制度虽然离开了苏联的教育模式，但还没有走上新路，但走错了路。 官僚化，特别是大学教育中官僚化、官僚化很厉害啊。 我上了年纪不能参加社会活动了，但是来的朋友很多，其中很多是来自大学的朋友，所以知道一些情况。 今天的教育状况不太好，是大坏蛋，应该说哪里都有问题。 今天中国为什么不能离开大师？

马国川:正如我刚才所说，现在大学教育问题很多，学术模仿、教授虚假等层出不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即使在有名大学，关于教授的模仿也装作聋了，既不调查也不回应。 你觉得这样的事怎么样？

周有光:我看到了一点材料。 这些材料告诉了我学术模仿，教授假是因为大学的“官僚化”。 因为那是官僚化的派生现象，所以关键是“非官僚化”，不是“本末倒置”。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官员读博学成为新风气，官僚取得学位进入大学，产生了“在职博士生”的奇怪现象。 官员有读书写论文的时间吗？ 大部分复印件都是复印的，或者是别人为他们写的，当然是假的。 就这样，产生了很多没有知识的博士、空头教授。

这种情况到今天也没有改变。 有什么处理问题的方法吗？ 我认为方法是“非官僚化”。 不官僚化，问题就处理不了。 上海一位教授说，大学里有两种假教授。 一个是“真正的假教授”，一个是付钱，大学给客座教授等聘书，这是“真正的假教授”。 另一个是“假真教授”，一个是升格为学院，院长两个副院长来了，一定是教授，其实是无学无术，“假真教授”，清除教育的尊严和威信。

关于模仿有名大学的教授，我要看多种材料，不要研究案例，我们要研究整个现象。 有名的大学面对模仿震耳欲聋是非常异常的。

马国川:除学术模仿、教授虚假等现象外，假学位泛滥也是一种值得观察的社会现象，比如最近唐骏假学位的事，引起了轩然大波。 你为什么认为今天中国的假学位泛滥？

周有光:唐骏是我的老乡，常州人，还有一件坏事。 我是常州中学的毕业生，他也毕业于常州中学。 只是，前后有几十年的差距。 据报纸报道，唐骏去常州中学演讲，学位是假的，但当地人还是支持他。 所以今天的风气很差。

学问和管理能力是两回事。 有人的管理能力，会工作，但不会学问。 有人有学问才能，但管理不了。 唐骏这个身体有管理能力，但在我们现在的制度下，具有社会地位，又有学位，该怎么办？ 只是假装的。 那之后不是登在报纸上了吗？ 付多少钱，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就会授予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假学位泛滥？ 因为我们的社会需要假学位。 我拿过几张学位。 有国内国外的东西。 现在没用。 我一生的学位都没用。 人也不问我有没有学位。 不重视学位，就没有假学位。 我们今天重视学位不重视知识。 知识越多越发达，当然出现了假学位。

马国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在公开场合提问“中国为什么不能离开大师”，你认为理由是什么？ 你认为现在中国教育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周有光:对于温家宝总理的提问，唐代大学问家汉越我想早就回答了。 韩越在复印件里说:“世上有伯乐，之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经常，伯乐不好”、“不是策略之道，食物不是合适的材料，鸣之意不通”。 这非常重要。 马的名字代表了意思。 你不擅长那个。 伯乐怎么办？ “执策而临，曰:天下无马！ 呜呼那真的没有马邪吗？ 那张照片不认识马！ ”。

这个回答很好。 韩越已经回答了温总理，所以我不需要回答。

看了一点杂志上的小评论，其实新中国说培养了多个“大师”。 有些文豪不是大师吗？ 江青的“梁效”不是大师吗？ 这些是被风刮倒的，因为不被风吹倒就不可能成为“大师”。 当然，这是开玩笑。 “被风刮倒”的人怎么能成为“大师”呢？ 只不过是御用文人。

马国川:没有独立思想怎么能成为大师？

周有光:另外，做“大师”有多个条件。 例如，“右派”不能成为“大师”。 苏联解体后，看到海外材料说高尔基被否定了，我很吃惊。 高尔基是苏联培养的高手啊。 鲁迅也是受领导尊敬的大师，如果他活了20多年，他还能成为大师吗？

蔡元培提出了八个字的“学术自由，学校自治”，他建立了一所好的北京大学。 在海外这样，世界上好的大学没有一个不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 如果大学继续官僚化，就不可能有学术自由、大学自治。

马国川:为什么中国的应试教育很发达？ 如何改革应试教育？

周有光:中国总是考状元，好好考才能当官员啊。 应试教育是中国最发达的，是两千年前传下来的。 我们缺少的不是应试教育，而是科学教育。

马国川:意思是改革应试教育的话，用科学教育代替应试教育。

周有光:是啊。 新教育部长袁贵仁上任后，我给他写信，提出了两项建议。 有些是从大学开始，学术自由。 第二，小学生中学生的大量无效劳动必须取消。 现在孩子很忙，睡觉也睡不好。 痛苦得要死。 书还不能学习。 为什么会有大量的无效劳动呢？ 他礼貌地打电话来说“谢谢”。 如果不要批评，那怎么是真理？

周有光:今天的教育怎么这么糟糕呢？ 我们没有科学的教育学，当然教育不好。 为什么没有科学的教育学？ 因为中国没有引进科学教育学。 我们今天引进了海外的自然科学。 关于社会科学，现在只引进了经济学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必须迅速发展经济。。 关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还差得远。

马国川:社会科学是否发达决定了能否培养真正的大师。 但是很多人批评中国现在在社会科学中玄学和形而上学很盛行。 那么，如何克服社会科学中的玄学和形而上学问题呢？

周有光:这个问题很重要。 人的思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为神学思维，神学思维都是迷信第二阶段称为玄学思维，玄学思维是信仰第三阶段是科学思维，科学思维重视实证。 三种想法完全不同。

意识形态属于玄学思维，这个概念也是玄学思维的概念，不科学，科学界没有什么所谓的意识形态。 从科学角度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属于科学思维，意识形态属于玄学思维，是两个阶段的两种不同的思维，不同。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科学，完全区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错误的。 以当今世界的常识来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需要进行严格的实证检查。 实证是什么实证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有人写了文案，说这句话是胡适说的。

马国川:这句话来自《胡适自传》。 原话是“只有实践说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只是大陆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的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数字的差距。

周有光:什么是真理呢？ 真理可以在今天批评它，否定它，明天批评它，否定它，站在不断被批评的否定中，这就是真理。 如果不要批评，那怎么是真理？ 有些非常清楚。 意识形态不要批评。 意识形态是用来信仰的。 只有信仰，不能批评，所以意识形态不能和社会科学混为一谈。

作者是《财经》杂志的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