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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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首要矛盾之一。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媾和会议，掌握媾和会议的英法美等列强无视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无视中国民众的呼声，竟然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引起了五四运动。 图为巴黎和会地点。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供图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建立在原北京大学红楼旧址，这里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营、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源地。 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来到这里缅怀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每天多达数千人。 刘新武/摄影

到现在为止，五四运动已经整整一百年了。

习总书记在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是在民族危难之际爆发的，是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中国人民为了拯救民族危机，维护民族尊严，聚集民族力量而引发的，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情，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快速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那是划时代的转折点。 从此，许多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新的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 那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旧时代结束了，新时代开始了。

五四运动不是在空发生的，也不是只有少数先进分子的主观意志和决心才能发动的。 它是历史洪流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当时对祖国苦难的满腔悲伤和对创造合理的新社会的强烈追求所激发的。 这是五四运动可能发生的内在动力。

历史的回顾

生活在当今世界的年轻人，要想象当时的中国处于多么深的痛苦之中，可能并不容易。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为人类社会的迅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近代却远远落后。 鸦片战争中，西方国家依靠船的坚炮利，迫使中国放弃领土和主权的完善，走上了依靠外人欺凌和摆布的半殖民地道路。 甲午战争后，列强在中国纷纷划分势力范围，全世界资本主义大国组成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中国首都北京长达一年，北京家家户户门口强行悬挂占领国国旗，一系列重大丧权侮辱国条约压迫中国，濒临灭亡边缘。

昔日的辉煌和眼前的悲惨遭遇形成了这样强烈的应对，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感到极度的屈辱和悲愤。 维新志士谭嗣先生写下了诗歌“4亿人一齐流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创立兴中会，首先高呼“振兴中华”的口号，写道:“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冥想，长于中华五金财富、物产之饶。” 蚕食吞并，效果已经持续。 豆子的分割，实际上是现在正在考虑的。 有心人不由得大声喊叫，急忙将斯民救于水火，支撑着大楼的将军倾斜了。 ”。 国家的危急，民族的苦难，即使让人感到很大的痛苦，也促使人们下最大的决心改变现状。

出口在哪里？ 100年内，世界上似乎只有一个现成的榜样。 向西方国家学习，寻找救国真理。 一点启蒙思想家最初以英国为榜样。 之后，戊戌维新想要模仿的是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 辛亥革命想学习的是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进步。

戊戌维新运动帮助广大知识分子多少了解了世界形势和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在一定范围内传播西方“新学”，初步推进民权思想，特别是翻译《天演论》等，有力地推进了“变”的观念，“天不变，道不变”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带来了中国20世纪第一个历史性的巨变: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 《中华民国临时条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 尽管人民实际上没有成为国家的主人，但他们开始认为自己应该是国家的主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大事，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大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不能稳定下来。

但是，经过辛亥革命这一全国性规模的运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改变。 中央政权落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 对外，接受日本垄断中国的“二十一条”，被视为被国民深深铭记的“国耻”。 在国内，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每年都在继续，袁世凯和张勋企图复活帝制的丑剧也出现了两次。 正如亲身经历过这一历史的毛泽东在《人民民主专政论》中所说的那样，“国家的状况日益恶化，环境变得人们无法生存。 产生怀疑，成长，迅速发展。 ”。

人们对辛亥革命和共和制的建立抱有很大的热望。 希望越大，失望带来的痛苦也越大。 许多人陷入巨大的痛苦:为什么中国会处于这种状况？ 残酷的现实不能让人们重新思考中国的现实和未来。 他们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也没有停留在消极的苦闷中，而是在奋力探索如何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从历史的迅速发展来看，内因一直以来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条件。 习主席指出，“要把五四运动放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继续认知和把握。” 正是中国近代以前的所有历史，为五四运动的到来做了充分的准备。 如果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样极端痛苦的环境下不惜一切自我牺牲的顽强追求和探索，许多人不在实践中重复比较和选择，没有国际国内大环境剧烈变动的刺激和启发，就不可能有早期的新文化运动，英里

早期新文化运动

早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前奏。 以反省辛亥革命后的黑暗局势为出发点，改变了本来陷入苦闷沉默的思想界。 不允许它的到来。 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最初被称为《青年杂志》)，以其充满活力的文案和鲜明辛辣的语言，弘扬了深厚的省份，在众多知识青年中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陈独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重要成员，都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与者。 他们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陷入低潮，首要的教训是只从事政治斗争，在思想行业中没有猛烈清除盘踞在更深人们脑海中的古老文化、古老礼教。 这种古老的文化、古老的礼教，经过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者精心培育和推进，人们从小就被系统地灌输了这种纲常理念，已经形成了与以前流传下来的习性相近的力量，无形地支配着社会秩序和人们的行为。 如果人们还抱有旧的观念，没有真正建立新的思想、新的道德，即使制度表面上发生了变化，但做起来都是旧的。 因此，为了辛亥革命的“补习”，有必要将其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陈独秀最大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他们被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 “本杂志同人本来是无罪的，正因为拥护民主主义和科学苏两者，才犯下了这几个滔天罪行。 要拥护那位德先生，就必须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 为了支持那场比赛，必须反对古老的艺术、古老的宗教。为了拥护德先生、拥护比赛先生，必须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老师，才能拯救中国政治、道德、学术、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

民主主义和科学的提出，符合时代的缺点。 民主是专制的对立物，科学是愚蠢和盲从的对立物。 陈独秀将其称为“伦理自觉”、“吾人最后觉悟的最后自觉”，他认为这拉动了问题的根本。 这对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

对这次以“新青年”为主阵地的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透彻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时期。 这在中国思想界发挥了前所未有的郭清、振动耳聋的发聪作用，迈出了一大步，带来了新的觉醒。 《新青年》的发行量从创刊时的一千册左右增加到了1万5600册，可以看出社会影响正在迅速扩大。 如果不经历这种在人们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对旧思想、旧礼教的激烈大扫除，不活跃人们的思想空，就不容易出现像1919年那样规模的五四爱国运动。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早期新文化运动仍然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 他们的思想武器仍然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个性解放”。 陈独秀在1916年初说:“人间百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由此而失去，他能说什么呢？ 奴隶道德者，即使失去了这个中心，所有的操行，都知道是非正义从自己做起，附属于他人，认为是功臣。 ”。 另外，“召集人建立国家，个体人格高，斯国人格也高。 个人的权利会得到巩固，斯国的权利也会得到巩固。 我们国家自古流传的道德政治，胥则相反。 ”高一涵在《青年杂志》的文案中说:“社会集大多是自己的。 小小的自己是社会的一员，社会是为了小小的自己而聚集在一起的。 所以，不追求自身利益，也就是说，不会自由地导致社会的发达。 ”。 这种思想在反对独裁和迷信时具有进步的意义，但他们的着眼点，首要的是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一个人民的整体利益。

胡适强烈推荐挪威作家易卜生，他写道:“易卜生最能代表19世纪欧洲个人主义的精华。” 《新青年》还出过“易卜生特辑”。 易卜生的着名剧本《娜拉》当时在中国非常受重视，书中写着女主角不惜成为“丈夫的奴隶”离家出走。 被称赞为“女性的自觉”。

娜拉的离家出走，虽然有抵抗性，但这是否标志着女性的解放呢？ 鲁迅比大多数人冷静得多。 他在“娜拉离开后会怎么样”的演讲中，以更广阔的视野做了尖锐的指出。 “按理来说，娜拉只有堕落还是回归两条路。 因为小鸟的话，笼子里不自由，但一出笼子，外面就有鹰，有猫，还有别的什么。 唐福已经麻痹了翅膀，忘记了飞翔，确实无处可去。 另一个是饿死了。”“如果经济制度实际上改革了，那当然是无稽之谈。 ”。

鲁迅的注意力很深。 他不仅诱惑人们思考妇女解放问题，还引诱人们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比“小我”与“大我”的关系更根本的问题。 停留在这里，不进行社会变革，无论谈得多开心，也只会流向空，不能从根本上处理中国的问题。

在当时的中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离开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离开了社会的改造，连生存都没有保障，还有什么样的个性解放和个人前途？ 国家好，民族好，个体好。 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先进青年代替“个性解放”成为关注的焦点。 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其意义十分深远，今后将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来。

但是，怎样才能改造这个肮脏的社会呢？ 需要建设的新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 人们依然困惑。 这时，打着“新思潮”旗号的各种思想流派传入了中国。 西方知名学者杜威和罗素来到中国演讲，系统地推进他们的主张。 胡适、张东荪等花了很大的力气提倡影响中国新文化快速发展的方向。 这两件事看起来很快就热闹起来，但在中国人之间并不怎么扎根。 理由很简单。 他们很聪明。 听起来很新鲜，但是不能处理中国人最在意的实际问题。 青年毛泽东当时说:“就像罗素主张极端自由，放纵资本家一样，永远做不到。”

全面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老路已经接近谷底。 路在哪里？ 人们不断探索和追求。

五四风暴袭击了

中国近代史迅速发展的转折点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五四爱国运动。 与早期新文化运动时相比，发生的一些变化首先有三点:第一，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反对矛头指向封建旧文化、旧礼教，此时更突出的是反对西方列强强权政治、谋求民族复兴的伟大爱国运动。 二是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活动水平首先是在人数毕竟有限的知识阶层中，活动方法首要是在刊物和报纸上展开的激烈论战，而后者则是规模空前、千万各阶层群众投入的爱国群众运动，活动方法也更为激进。 第三，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进分子中广泛流传。 当然，这两个阶段又是另一脉相承的，显然很难分离。 这一巨大转变的发生，是中国爱国者多次顽强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结果，直接由此时世界大局的强烈变动引起。 这以前是不可能的。

如前所述，鸦片战争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在向西方国家寻找拯救中国的真理。 这并不奇怪。 因为当时世界上只有西欧国家取得了进步，成功地建设了现代国家。 在中国社会内部，也没有形成充分成长的新兴社会的力量。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西方寻找真理的追求抱有强烈的信心，不太值得怀疑。 那个可以理解。 辛亥革命的时候是这样的，辛亥革命为了“补习”而进行的初期新文化运动也是这样的。

但是，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已经几十年了，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 从1914年到1918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次大战前后的事实，带来了中国人以前没有想到的许多强烈的新认知。

第一，中国先进分子长期羡慕西方国家的富强，理想化，视为中国模仿的典范。 但是，经过这场战争的欧洲惊人的是，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贫民窟生活艰难，社会矛盾十分尖锐。 战后不久来到英国的周恩来在通讯中说:“我们最初到欧土旅行，第一印象是吾人眼中的人，即大战后的欧洲社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也感受到了其明显的不安现状。 会影响维什么？ 说是生产力的缺乏，经济界的恐慌，生活的困境。 ”。 从“向西方各国寻找真理”的一心到“社会革命潮流朝东，我国为什么能幸免”。 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 西方模式并不像当初预想的那样完美。 西方国家在中国先进分子的心中，很快就失去了原有的光辉，有必要寻找新的道路。 这是实际生活对中国人有用的课。

第二，大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让中国人抱有很大的期待，认为是“公理战胜强权”的表现。 他们还用多种美丽的语言装饰着自己。 美国总统威尔逊打出公正的“十四点大致”让更多人兴奋。 陈独秀甚至称赞威尔逊是“世界第一好人”。 会议之际，《每周评论》中写道:“列强们能够赞成这个大同盟，从此人道有光明，民治变得普遍。”

但是，无情的事实是，西方列强的“十人会议”秘密同意不将德国山东强占的权益归还战胜国之一的中国，而是交给日本，不容讨论。 出席招待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以前我以为最终方案可能不太好，没想到结果会这么悲惨。” 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条约。 欧美列强口头上的美丽约定，最终都是谎言。 这种事对中国人的刺激真大，愤怒一下子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聚集天安门，提出“争夺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进行爱国抗议示威。 他们的文字宣言说:“山东之死，就是中国之死！ 我的同胞在这片大地上，有了这条山河，为什么不目睹这场强奸欺凌，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万死一生的求助！ ”白话宣言说:“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但不能切断！ 中国人民杀人不低头！ 国家死了！ 同胞们！ ’许多沿街的行人感动得流泪。 游行队伍先去东交民巷外国大使馆区抗议，但被阻止不能通行。 愤怒的学生向着在山东问题上负有严重责任的曹汝霖家采取了激烈的行动，许多学生被逮捕了。 第二天，北京大学的学生总停课，中学生也参加了。 运动迅速向全国推荐。 5月7日，上海学生和各界人士在2万多人的集会上抗议。 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日，上海多所学校停课，娱乐场所停业1天。 6月5日，上海日系棉纱厂工人带头，多领域工人店员罢工，商人退市，这是史无前例的大事。 全国各地举行了罢工和罢工。

像五四运动一样席卷全国，拥有这样规模和势头的爱国群众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这是一场由广大群众参加的爱国救济运动。 与甲午战争失败时，康有为等一批举人“巴士上本”要求代奏的温和态度相比，时间只差20年，可见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民众的觉悟程度发生了多少变化！ 它还让辛亥革命结局中陷入极度苦闷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这种翻山倒海的巨大力量，看到了中国复兴的希望。 改造社会，只有依靠民众才能实现。 如果只有少数人的号召，没有广大民众的奋起投入，力量自然非常单薄，不足以战胜强大的旧势力。 这是中国近代历史转型失败的根本原因。 中国同盟会老会员吴玉章回忆了五四运动时自己的强烈心情。 “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网页，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 以前我们搞革命，也看过一点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没见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风。 在大众运动的冲击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 “如果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力量得到解放，那才是惊天动地，不牢固。”“当时我觉得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死。 ”

五四这场惊人的大风暴的袭来，又在众多爱国志士的短期内使思想发生了剧烈的变动。 很多原本在革命中陷入低潮、苦闷的孤独生活和平素住在安静的个人小圈子里的人，一旦积极投身到这场火热的斗争中，自己的周围就会存在更广阔的天地，心情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中 他们不是停留在一时的热情和狂热上，而是和在运动中认识的同志一起，总是认真协商国事，见面谈得最多的，就是反复比较、探索，什么样的新思想才能真正处理中国未来的问题。 新生代知识青年中出现了毛泽东、蔡、森等新民学会，周恩来、邓英超等觉悟社，恽代英、林育南等利群书社等团体。 随着传达新思想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版并广泛发行，新思潮的传播影响了多个中小城市，具有相当的大众性。 他们提出要接触更广阔、更广阔的社会，让“小我”融入国家民族的“大我”中，投身于实际的社会活动，实现国家民族的复兴。 早期的共产党就是从这些人中出来的。 这种千万人在短时间内出现的思想大变动，平时很难有很多年。

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在列宁的领导下，俄罗斯发生了10月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把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了现实。 最初由于信息闭塞的混乱，没有马上被很多中国人理解。 但是，真相逐渐扩散，苏联政权的内外政策和实施情况更具体地在报纸上很常见。 一点先进的分子像白衣一样作为记者去俄罗斯考察，写了许多生动的翔实的报道。 1918年年底欧战结束时，李大钊在《平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两个副本中热情地写道:“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失败，是劳动主义的胜利。” “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各国革命的先兆。 一九九七年的俄罗斯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锋。 “看看未来的世界，一定会变成红旗的世界！ ”欧战创造的悲惨情景和巴黎和会上赤裸裸的强权政治，让很多人看到了西方社会存在的黑暗面，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完美，但中国会步他们的后尘，沿着这条老路再走一次吗？ 为什么不能简单地改变，采用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造更合理的社会呢？ 从反对封建旧礼教到向往社会主义，自然成了新的社会潮流。

俄罗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进行的，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 1919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受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影响的李大钊又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经济论”、“社会主义运动论”的基本原理。 一份报纸相继发表了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文案。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界的主流。 这是五四运动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带来的最重要的成果。

但是，要真正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并不容易。 1920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主要着作的中文全译几乎没有，列宁的复印件一个也没有翻译成中文。 当时很少有人能直接浏览外文书籍。 邓颖超说:“‘五四’年夏末……大家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擅长获得共产主义，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有所需’，只有列宁，苏联的十月革命成功了。 我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解放许多被压迫者，实现没有阶级的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向往。 ”。 这在先进人士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时是自然现象。 但是，他们不满足于任何间接的介绍和粗线的理解，需要越来越多的理性思考，需要更系统的学理指导，转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1920年，从日本留学回国的陈望道译出版了全书的《共产党宣言》。 从1920年9月开始，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成为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刊物。 先进的人们比较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了系统的理解，同时开始从事工人运动。 中国的社会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早期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在这个时候明显分化了。 推进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和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走不同的道路。 双方发表了文案，在公开论战中阐述了各自的观点。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不是放弃早期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而是给予新的更完整的拷贝。 中国民众绝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不进入他们之中，就不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只关注少数知识分子的小范围，无论对民主主义的争论有多激烈，仍然是一些人，甚至少数人的民主主义，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 科学要想最根本地符合客观实际，就必须扎实地找到扎根中国社会土壤，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方法。 这比关在书房和会议室里闲聊要难得多。 经过五四运动，人们对民主主义和科学的认识可以说比以前更加深刻、更加现实。

毛泽东在1939年写道:“20年前的五四运动，代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发展到了新阶段。” 之后，他又说:“只有在这个时候，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都出现了新的时期。 中国人发现了马列主义这一普遍真理，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变化。 ”。

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他们的成员大多成为了早期的共产党。 接着，中国共产党的初期组织在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山东、广东和留日、留法学生中相继开始建立。

习总书记说，五四运动彻底追求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民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普遍性，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思想上干部的准备，并强调

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五四运动应有的历史定位。

整整一百年过去了。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习主席结合五四运动以来100年的历史，深入研究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意义，统一五四精神和研究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探索党的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复习百年前五四运动前后的历史，我们不能不被前人们在中华民族这种险恶境遇中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精神所深深感动。 我强烈地感到，中国人终于结合马克思主义和本国的实际，也就是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光明之路，迅速发展是多么困难。 百年来，中国人为了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顽强探索和奋斗，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尝试，主张模仿别国的经验和模式，特别是以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为目标。 实践告诉我们，其他道路都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只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迅速发展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漫长的历史使命，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奋斗。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不忘初心，不忘使命”，要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金冲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